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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AI程序GPT-3（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版本3）为例，它的转换架构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以注意力（attention）为机制来训练数据。简单来说，它聚焦于一个语境序列中的某个词语，生成这个词语的一个概率，这一概率显示了它与句中其它词语的关联的重要程度。凯瑟琳·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在《深入AI的思想》（Inside the Mind of an AI）一文中，借助热图（heat map）来帮助读者理解转换架构中的注意力机制如何工作。如下图所示，在转换器读取句子“The big red dog”时，句子中词语的密度对应着注意力机制赋予的关联概率。在第一行中，转换器识别出了“the”和“dog”，它们具有较高的概率。在第二行中，“big”与“dog”具有较高的概率。在第三行中，转换器识别出之前的三个词（“the”“big”“red”）均与“dog”有关，并且“dog”是该句线]

　　从上述GPT-3架构的解释不难看出，AI程序读取词语时，实际上是将词语当作了令牌/标记符（token）——AI程序将词语转化为向量，并且在数学意义上操纵它，使其与其它词语和关系相关联（这些词语和关系来自对文本数据库中已被训练的词语和关系的推断）。这即是说，AI探测语言的方式，是由对向量空间的操纵和数学建模意义上的嵌入空间的临接性所构成；它并非像人类自然语言那样，是意识对符号的操纵，因而它无法捕捉人类语言的整体。海耶斯的结论是，神经网络中所蕴含的知识与人类知识有着质的区别：因为前者完全产生于表征（representation），即一种仅凭从其训练的数据集中推断出的错综复杂而广阔的关联关系而来的认知过程；而人类知识则是从具身行动中获取。

　　哲学家丹尼尔·W.史密斯（Daniel W. Smith）在《创新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the New）一文中，对创新的定义进行了辨析。“转化”（transformation）和“涌现”（emergence）都不能够被算作遵循差异原则的创新性生产。他指出，当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时，他们已然便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世界上业已存在的质料（matter）；这种创意仅仅是一种组合，并且创造仅仅是将新形式强加于已有质料之上，这意味着，创意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质料本身沦为了求新求变的被动盛器。而“涌现”这一在当代科学与哲学领域被广泛讨论的词汇，实际上只是暗示了另一种所谓求新的生产方式，即在一个系统中生成更高等级的复杂性。[3]

　　自194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算法环境一直推崇一种完全计算，这一幻想认为，算法会对一切事物都按照其全貌进行翻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密码学领域曾出现过数学家和科学家们的一个假设，即语言具有某些不变的属性，这一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在所有语言中都是普遍的。在控制论的早期发展阶段，科学家和数学家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对这一假设深信不疑，他提出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解决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问题，并且以语言的统计语义研究作为计算机翻译的基础。韦弗认为，“通用语言”具有所有语言的共同特征，并在所有语言之中具有其根源性——即这些共同特征可以支持不同语言的结构。[6]此外，他还预测这一通用语言的逻辑结构可以被机械化，以解决任何翻译问题，并为解决通信的一般问题提供启示。

　　在诺尔斯的《尘埃之屋》中，随机变得具有操作性，因为计算程序中的（不）完整性【(in)completeness】和形式概率开始被用作艺术技巧，这些技巧具有形式不确定性，它们质疑着作品的权威和授权，并提供着替代可能性。诺尔斯受到杜尚和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影响，并与他们展开合作。激浪派艺术家倡导的随机运作（chance operation）将达达主义传统带入了计算技术条件下的新社会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它的媒介语言在不同的物质层次上发挥着作用。在特里斯坦·扎拉（Tristan Tzara）著名的达达诗《制作达达诗》（Howto Make a Dada Poem?）中，不确定的形式来自一种对操作型语言的运作：从报纸文章中剪切单词、随机选择并组合成为诗歌文本。相比之下，在诺尔斯的计算机生成的诗歌中，不确定的形式指的是自然语言的句法不确定性，它延伸至艺术制作的不同上下文关系当中。这种句法的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澄清自然语言与诗歌生成器的程序语言之间的关系。

　　在《尘埃之屋》中，用于诗歌生成器的FORTRAN IV是一种高级编程语言。“Tolist”这个动词短语首先是编程语言中的命令式。它向计算机发出命令，生成文本的选择和组合的排列规则：它构成了四行诗文本的基本结构——“一个……房子/在一个……/……使用/……居住”，并在这个结构中组织了四组元素（材料、位置、光源、居民）。在《尘埃之屋》的四行诗中，列表与诗节共享相同的句法规则。这使得编程语言中的列表命令易于理解。此外，诗节使印在纸上的文本易读，四行诗让整首诗变得可被理解。列表、诗节、四行诗、程序语言、纸上语言和诗的语言共享着相同的句法规则。然而，这种句法规则作用于不同的材料界限：列表是执行机器代码的命令规则，诗节使计算机行为的痕迹在纸上可识别，四行诗允许在诗歌文本和纸上的痕迹中进行可能的阅读，产生理解的方式。与不同语言相关的这三种角色，以这种方式，限制了纸上空间的意义生产。